民刑交叉案件中受胁迫行为的撤销权除斥期间如何适用,是实体与程序交织、交易安全与权利保护平衡的疑难问题。本版采编的这篇文章立足胁迫认定、撤销权性质与除斥期间制度功能,直面实务痛点,即机械起算除斥期间,容易因刑事程序耗时变相剥夺当事人救济路径,催生程序不公。该文尝试跳出引入时效中止中断、停止计算的既有思路,以权利行使“可能性”与“必要性”为分析框架,提出在符合条件情形下,将除斥期间起算点后延至刑事程序终结,把刑事救济视为替代行权渠道,兼顾诚信原则与纠纷一次性化解。该观点坚持在现行立法框架内通过解释论优化适用,说理扎实、贴合审判实际,为同类案件裁判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同时也应看到,该思路的适用边界、个案判断标准仍有待实践检验,期待学界与实务界继续研讨,推动裁判尺度统一,更好实现法秩序统一下的衡平保护。
受胁迫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损方享有撤销权。该撤销权作为形成权,须在除斥期间内以诉讼或仲裁方式行使。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当事人因同一事实同时启动刑事与民事程序时,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计算往往面临适用困境。若简单以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作为起算点,而忽视刑事程序对权利行使的影响,可能导致实质不公。笔者拟从胁迫行为的认定、撤销权的法律性质、除斥期间的功能定位出发,结合权利行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探讨民刑交叉案件中撤销权除斥期间适用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一、受胁迫行为撤销权的基础理论
1.胁迫行为的认定标准。胁迫,是指以给他人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表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撤销原因的胁迫,其构成要件具有特殊性。
其一,胁迫行为具有违法性。对于胁迫而言,违法性既包括违反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形式上的违法),如采用暴力犯罪、非法拘禁等法律明令禁止的手段实施的胁迫行为;也包括法无明确规定但在性质或方式上明显不当的行为(实质上的违法),如债权人以举报犯罪为要挟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
其二,胁迫故意具有“双重性”。胁迫人的故意不仅包括使受胁迫人产生恐惧心理的意思,还包括使受胁迫人基于该恐惧心理而为特定意思表示的意思。这与刑法上的犯罪故意存在本质区别,不以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为要件。
其三,因果关系具有“双层结构”。胁迫行为与意思表示之间需存在双重因果链条:胁迫行为导致受胁迫人产生恐惧心理,恐惧心理又导致受胁迫人作出符合胁迫人意愿的意思表示。
2.胁迫行为的法律效果。从我国民事立法的演变来看,对受胁迫行为的效力规制经历了从无效到可撤销的转变。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将胁迫行为规定为无效,体现出国家干预的强化;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则将受胁迫合同原则上规定为可撤销,仅在国家利益受损时方为无效,体现了对意思自治的尊重;民法典最终将胁迫统一规定为可撤销事由,并将撤销权交还当事人自主行使。这一演变反映出法律对胁迫行为规制的精细化。可撤销模式既尊重了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又避免了“一刀切”无效可能带来的僵化,使受胁迫方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判断决定是否维持行为效力。
3.撤销权的性质与行使程序。受胁迫行为的撤销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形成权的核心特征是权利人可以通过单方意思表示改变既存法律关系,相对人必须接受这一决定。形成权的单边性特点决定了其行使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以平衡权利人与相对人的利益。从行使方式看,撤销权须以诉讼或仲裁方式行使,而不能仅以通知方式为之;从法律效果看,撤销权的行使需经司法审查,在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生效后方发生撤销效力,且撤销具有溯及力,自行为成立之时归于无效。
我国立法对撤销权的行使设置了严格的程序限制。一方面,撤销权人必须通过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形成之诉”的方式行使权利;另一方面,法院在审查撤销权行使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较高证明标准。这种程序限制体现了立法对撤销权的审慎态度,其制度考量在于:民事法律行为一经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维护其稳定性对于保障交易安全、维持市场秩序至关重要。
撤销权与同为形成权的解除权在行使程序上存在重要差异。解除权一般可以通知方式行使,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即告解除;而撤销权必须以诉讼或仲裁方式行使,司法审查本身就是权利行使的组成部分。这一差异源于两者功能定位的不同:解除权旨在解决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障碍,而撤销权则旨在纠正意思表示形成过程中的瑕疵。
4.胁迫认定中的民刑交叉。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同一胁迫行为可能同时构成民事撤销事由和刑事犯罪。民事上认定胁迫,侧重于判断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自由,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上认定胁迫,则需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以构成要件符合性为判断依据,证明标准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两种认定虽然在证明标准、法律效果上存在差异,但并非截然对立。刑事程序的推进,特别是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检察机关的认定结论,对民事胁迫的认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刑事程序的结果,如不起诉决定或生效判决,亦可能对民事撤销权的行使产生影响。
二、除斥期间的功能定位与适用困境
1.除斥期间的功能定位。除斥期间是法律为形成权设定的存续期间,期间届满则权利消灭。其制度功能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交易安全。
从我国立法演变来看,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规定经历了从客观期间向主观期间的转变。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自行为成立之日起一年,属客观期间;原合同法规定自知悉或应当知悉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转向主观期间;民法典则构建了更为精细的体系,即以主观期间为原则,但对受胁迫行为规定了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算的客观期间,并设置了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的最长除斥期间。
2.除斥期间适用中的民刑交叉困境。在民刑交叉案件中,撤销权除斥期间的适用面临特殊困境。当事人因同一事实同时启动刑事与民事程序时,刑事程序的推进往往占用大量时间,导致撤销权可能因期间届满而消灭。若简单以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作为除斥期间起算点,忽略刑事程序对权利行使的影响,将产生以下问题:
第一,违背除斥期间的制度目的。除斥期间旨在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而非为权利人行使权利设置障碍。当权利人已经通过刑事报案等公力救济方式积极主张权利时,不应仅因其未提起民事诉讼而认定其怠于行使权利。
第二,造成程序不公。权利人选择刑事诉讼程序寻求救济,是其依法享有的程序选择权。若因刑事诉讼程序的耗时导致撤销权期间届满,使其丧失民事诉讼救济机会,实质上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第三,忽略刑事程序的私法效果。刑事诉讼程序不仅具有打击犯罪的公法功能,亦具有保护权利、弥补损失的私法效果。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和认定结论,对民事撤销权的认定具有重要价值。若因刑事程序占用时间而阻断撤销权行使,将使刑事程序成果无法在民事程序中得到有效利用。
3.既有解决路径的不足。为解决上述困境,学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不同方案。有观点主张借鉴诉讼时效制度,在除斥期间中引入中断机制;也有观点主张通过除斥期间的停止计算机制,将刑事程序占用时间予以扣除。
然而,这些方案均面临理论与实践的障碍。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九条明确规定,撤销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坚持了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的传统立场。在立法未作修改的情况下,引入中断或停止机制缺乏法律依据。
三、权利行使“可能性”与“必要性”的理论重构
1.权利行使的“可能性”条件。除斥期间、诉讼时效作为法律对权利行使的时间限制,其制度目的的实现以权利的行使具有“可能性”为前提。如果权利的行使不具有可能性,如权利人不知晓权利存在,因疾病等原因不具备行使能力,因不可抗力等存在客观障碍,则对权利进行时间限制缺乏正当性基础。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实际上已体现这一理念。例如,撤销权除斥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算,受胁迫行为的撤销权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因存在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而中止等,均是对权利行使“可能性”条件的认可。
2.权利行使的“必要性”观念。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为当事人提供了多种权利救济渠道。提起民事诉讼并非当事人行使权利、寻求救济的唯一选择。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引入权利行使“必要性”的观念:当当事人已通过其他程序(如刑事报案、行政投诉、调解、仲裁等)寻求救济时,另以民事诉讼方式行使权利便缺乏“必要性”,以未提起民事诉讼为由对权利进行时间限制亦缺乏正当性。
这一观念在诉讼时效制度中已有体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的,诉讼时效从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其法理基础在于刑事报案等行为表明权利人并未怠于行使权利,相关争议正在处置过程中,另以民事诉讼行使权利缺乏“必要性”。
3.“必要性”观念对除斥期间制度的启示。如果权利行使“必要性”观念能够成立,那么除斥期间制度亦应受其统领。只是由于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在制度原理上的差异,难以通过中断机制对替代程序所占时间予以扣除,但可以通过对除斥期间起算点的解释,实现类似效果。
具体而言,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当权利人选择通过刑事报案等方式寻求救济时,应认定其行使撤销权的“必要性”条件尚不具备,撤销权除斥期间应自刑事程序终结之日起计算。这一处理方式既符合除斥期间督促权利行使的制度目的,又避免了权利人因选择公力救济而丧失民事救济机会的程序不公。
四、民刑交叉背景下除斥期间适用机制的优化
1.优化路径的理论证成。将除斥期间起算点后移至刑事程序终结之日,可以从以下角度获得理论证成:
第一,符合受胁迫行为除斥期间起算的特殊规则。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对受胁迫行为规定了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算除斥期间,其立法意旨在于在胁迫行为终止前,受胁迫人意思不自由,不具备行使撤销权的“期待可能性”。同理,在刑事程序进行中,权利人基于对公力救济的合理期待,亦不具备行使撤销权的“必要性”,应当允许其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行主张民事救济。
第二,符合诚信原则。当权利人已经通过刑事报案积极主张权利,而相对人亦明知刑事程序正在进行时,若相对人嗣后以除斥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主张权利人已丧失撤销权,有违诚信原则。
第三,符合纠纷解决的整体效益。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处理的是同一事实,刑事程序形成的证据和认定结论对民事程序具有重要价值。允许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行处理民事争议,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避免裁判冲突。
2.优化路径的适用范围。这一优化路径的适用需满足以下条件:
其一,同一事实同时涉及刑事犯罪与民事撤销事由。即胁迫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刑事犯罪,且权利人同时寻求刑事与民事救济。
其二,权利人已及时启动刑事程序。权利人应在撤销权除斥期间内(或合理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报案或控告,且报案或控告的内容与民事撤销事由具有同一性。
其三,刑事程序对民事撤销权的行使具有实质影响。刑事程序的结果,如不起诉决定、生效判决等,对胁迫行为的认定、证据的采信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优化路径的实践展开。在具体适用中,应把握以下要点:
第一,除斥期间自刑事程序终结之日起计算。刑事程序终结包括:公安机关作出不立案决定、撤销案件决定;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或裁定。权利人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或知悉刑事程序终结之日起,开始计算除斥期间。
第二,刑事程序占用期间不计算在除斥期间内。刑事程序启动后至终结前的期间,视为权利行使的“必要性”条件不具备,该期间不应计入除斥期间。
第三,权利人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权利人启动刑事程序后,应关注程序进展,在刑事程序终结后及时行使撤销权。若因自身原因长期不行使权利,仍可能因除斥期间届满而丧失撤销权。
总而言之,司法是衡平的艺术,既要维护法律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又要兼顾个案公正与权利保护。在民刑交叉背景下,受胁迫行为撤销权除斥期间的适用,涉及私法与公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交织,考验着司法者的智慧。笔者从权利行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视角出发,主张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应将刑事报案等公力救济程序视为权利行使的替代途径,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行计算除斥期间。这一思路既契合除斥期间督促权利行使的制度目的,又避免了权利人因选择公力救济而丧失民事救济机会的程序不公,体现了司法对权利保护理念的贯彻。当然,这一优化路径仍需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如何在个案中准确把握“必要性”条件的成立与否,如何平衡权利保护与交易安全,如何在立法未作修改的情况下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仍有待理论与实务界的持续探索。
来源:人民法院报 | 作者: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玄玉宝、葛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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